每逢清明节,原农业部部长何康都会带领家人到北京香山南面的福田墓地,祭拜先祖。
这里,三位老友的墓碑并排矗立,左边是何康的父亲何穗之墓,右边是何康岳父苗秋杰之墓,中间是1950年在台湾被处决的吴石将军之墓。他们三人都曾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后来都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何穗是同盟会老会员,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媳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中何康与两个哥哥在1939年底组建的“特别党组”分别由叶剑英、董必武担任组长,被视为“战略棋子”。
2021年7月,随着何康和弟弟何达相继去世,何家第一代、第二代人集体退休。如今,继续编纂家史、安排团拜扫墓的重担,就落在了何康长子、第三代“领头人”何棣的肩上。毕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老何家”,何家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拼图中重要的一块。
2021年4月,何迪与妻子王淼参观广西大学旧址,摄于桂林雁山公园大榕树下。图/受访者提供
《战时农场资本》
2021年4月初,天气尚有寒意。98岁的何康在北京医院住院近两年,90岁的何达被确诊为淋巴瘤晚期,即将入院化疗。何达多年来一直为家人做口述史,收集、整理资料,入院前把资料全部托付给了何迪。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何迪家中看到,几个白色亚克力储物盒里,上面写着“吴石”“何穗”“何康”的名字。吴石的资料盒里,还收藏着他在狱中留下的最后几篇手稿的拓片。
当时,何迪刚卸任瑞银证券董事长一职,闲暇之余,他决定趁着还有时间,踏上追随父亲脚步的征程。
他和妻子王淼首先来到了父亲1940年就读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农学院位于柳州沙塘,拥有一批留学归来的优秀教授,师资力量雄厚。沙塘除了农学院外,还建有农业科研试验基地,三位一体,被誉为“战时农都”。何康曾说:“父母生我,沙塘养我。”
那时,何达还在沙塘上小学,他眼里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太美了,马路笔直,路边高大的桉树可以当枕木,校园里有篮球场、影剧院,游泳池铺着木地板,通往镇上的路铺满了小桥流水,风景如画。
何迪见过父亲的大学笔记本,其中一本笔记本上用英文、拉丁文和中文列出了植物的名称,旁边还配有相应的植物图片。何康一生的爱好就是说花草树木的拉丁名。秋天,当院子里的银杏树金黄时,他就会说“”(银杏的拉丁名),这成为何迪所知道的这种植物唯一的拉丁名。解放后,农林业成了何康一生的事业,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当上了农业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何家五个子女均在广西工作或学习,因为何穗当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桂林总司令部(后改为桂林驻日办事处)副总参谋。
桂林指挥部下辖多个战区,其中第四战区总司令为张发奎,指挥部驻柳州。1940年起,吴石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陈宝仓任第四战区中将副参谋长。在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是国共两党合作保持得最好的战区。
何穗与吴石同乡福建闽侯,两人在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中相识并成为挚友。何康在柳州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吴石经常照顾他。
何抗与两个哥哥均已入党,同属一个“特别党团”,长兄何世勇是三兄弟中的头头,11岁被派往加拿大留学,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在沈阳读医学预科,“他一下子变了一个人,发疯似的投入到学生抗日活动中”。两个弟弟也跟随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叶剑英回到延安后,这个特别党团由董必武领导,董必武指示他们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交朋友”,长期埋伏,等待时机行动。
何穗的另一位密友苗秋杰,是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局长),因这层关系,何家长子和次子均进入盐务系统任职,以此作为合法身份。
苗家的长女苗希霞也就读于广西大学,是个多才多艺、长相漂亮的校花。何家有四子一女,苗家有四女一子,两家人都希望把儿女嫁给对方。一天,苗秋洁直接问女儿,当“大哥”好还是当“三哥”(苗家姐妹对何家兄弟的称呼),让她尽快做决定。苗希霞最终选择了比她小三岁半、性格阳光热情、爱批评她的何康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1944年湘桂大撤退期间,吴石下令军车临时加开车厢疏散难民,何抗和农学院同学得以撤离到重庆。吴石还派了一名副官,把苗西霞、何达及其家属送上火车,前往贵州。这名副官就是聂曦,后来与吴石在台北马场顶一起牺牲。
建德广场2号
2021年8月,处理完父亲和叔叔的后事后,何迪与妻子汪淼、弟弟何伟再次踏上了寻亲的旅程,这一站就是重庆。
他们下榻的北泉博联大酒店,门口就是父母举办婚礼的树帆楼。1945年双十节,何康与苗西霞在这里结婚。直到订婚两个月前,何康才正式告诉苗西霞,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上也批准了他们的婚事。1946年12月,他们的大儿子何迪在南京出生。
抗战胜利后,何穗与吴石回到南京。何穗继续担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吴石则调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改为历史政治局)局长。这期间,二人交往较为密切。
何遂与吴适同为新式职业军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熟读《左传》、《战国策》等古书,喜爱古典诗词书画,尤其喜欢苏东坡的书法,吴适曾刻有“武士”二字印章。
诗与画,是他们心灵沟通的一种方式。1943年中秋,吴石50岁时,何穗为挚友写下《百字歌·饮酒歌》:“当将天下置于腕下。古今多少英雄,如长江流水,去而复返。”其豪迈气势,无以言表。
内战爆发后不久,何氏兄弟三人的关系就调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直接联系他们的是当时在上海局主管统战工作的张志毅。
1947年10月,上海局成立瑞明公司作为新经济基地。公司名义上由何穗、苗秋洁出资,但实际上资金来自上海局,主要为解放区筹备西药等急需物资。何康任总经理,会计专业毕业的苗希霞任公司会计。一年后,根据张志毅的嘱托,苗希霞也正式入党。
何达后来评价大姐(指长女苗希霞)是一个典型的以爱为先的人,何迪也认同这个观点,他深切感受到母亲对父亲无条件的爱与追随,他觉得那是一种超越政治的纯粹的爱。
何家卖掉南京旧居,迁居上海,住在愚园路建德坊2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建筑,入口别致,楼内幽静,竟成了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2007年,何康一家重访建德坊2号。门外,法国梧桐树古老粗壮。走上二楼,何康指着何迪等人,告诉他们,这是爷爷奶奶的卧室,这是他和苗西霞的房间,带阳台的房间是何家的闺房。三楼除了何大的卧室外,就是存放昂贵药品的仓库。
何康还讲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那是1948年8月,突然有几名经济警察闯进来,说是接到举报,要搜查违禁物品。当时何康和亲戚苗秋洁正在客厅里,接待的贵客正是监察委员张维翰。警察见这些人都是大人物,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就走了,并让何康第二天去派出所问话。其实,当时他们的床底下有一台X光机,三楼的仓库里存放着青霉素等进口药品。当晚,苗西霞通宵工作,编了一套假账,经过一番调解,此事以“未查出真凭实据”告吹。
那段时间,吴石经常到何家做客,他和何穗聊天总是用福建闽侯话,对于何家子弟来说,那是一种“比外国话还难懂”的话。
何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上头脑清醒、思维敏锐。他的家庭氛围很特殊,他的子女成年后无一例外都加入了共产党。他本人很早就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后,他越来越坚信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吴时和何穗在爱国、抗日、反蒋方面如出一辙。吴时毕业于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均是第一名,人称“吴状元”。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被誉为日本通、军事才子,但他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后裔。何康曾撰文称,吴时自视甚高,但在军队中从未掌握过实权,这是他的“心结”。他对蒋介石重用嫡系无能将领深感不公平,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感到无比痛心。
1947年,他在《国防报》发表文章:“我国人民的批判态度这些年来每况愈下,令人心寒……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为私利而争吵不休、违法乱纪、厚颜无耻、残忍卑鄙、冷漠无情的人,这样的事实随处可见、随处可见。”
吴时在内战初期就预言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并多次向友人哀叹:“国民党不灭亡,实属不公!”何穗对他讲话十分通透,常常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吴时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意直接与中共代表会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后来批评何穗是“现代中国政治中最喜欢惹是生非的麻烦制造者”。

1950年,何氏一家在上海市愚园路建德坊2号前合影。从左至右,前排为:孙辈何敏、何忠山、何涤;后排为:苗希霞、何康、陈昆礼、何士勇、何穗、何达、何嘉。
“风呼啸,易水寒”
1947年4月的一天中午,上海局领导刘晓、刘长生、张志毅在著名的锦江饭店(也是地下党的秘密基地)设宴款待吴石。通讯是闭门进行的,何穗和何康都等候在门外。事后,何康接到指示,与吴石保持单线联络。
此后,张志毅与吴石多次在愚园路建德坊2号何家宅邸单独会面,吴石则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不断传递重要情报,多是亲自乘夜班火车,有时也派副官聂曦前往。
1949年3月,吴石亲自来到建德坊,把《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国防部长江防卫兵力部署图》等一套绝密核心情报交给何康。令何康印象深刻的是长江防卫图,这是一张很大的地图,上面标注了部队编号,一直到团级。他知道这套情报的重要性,立即把它送给了张志毅。
这一情报很快送到了即将展开渡江作战的第三野战军手中,解放后,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曾两次向何康提及,这套情报对渡江作战的部队有很大的帮助。
诸如此类的重要战略情报还有很多。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有关部门推荐的隐蔽战线人物丛书《寂静的寒月——吴石传》写道:“吴石将军是军事谋略专家,身居要职,因此,他十分熟悉判断情报的价值,获取情报也相对容易。他提供的情报的价值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如雪中送炭,他的贡献难以用语言或数字来表达。”
4月下旬,吴石即将南下赴福州出任“绥靖公署”副署长。出发前一晚,何康夫妇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卡夫卡咖啡馆送行。这家咖啡馆是白俄罗斯人开的,有个小舞池,留声机里不停地放着《何时归来》等舞曲。
当时,解放军已从安徽顺利渡过长江,双方就形势交换了意见,何康奉命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双方都知道,今后很难直接联系,都不愿离开。吴石平时沉默寡言,但当晚他却激动不已,激动地手舞足蹈,用福州话唱道:“风呼啸,易水寒,勇士一去不复返。”
没想到,他说的话竟然成真了。
福州解放前夕,吴石于8月16日飞抵台湾,就任国防部副参谋长。何穗次子何世平已潜伏在台中、台南盐政机关三年多,其母陈昆丽与其同住。何穗与女何佳亦于6月赴台。
这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6月,香港一家报纸公布了上海军管会的名单,身为农林厅厅长的何康名列其中。消息传到台湾,何世平的同僚们私下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散布“何氏兄弟都是共产党员”的谣言。
8月,吴石与何穗以家属外出旅游为由,秘密商议了几次。吴石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在海峡两岸、交通不便的台湾,必须与组织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这是一个愿意冒生命危险的选择。
随着局势愈发紧张,吴石呼吁何穗一家尽快离开台湾,何穗也担心吴石的安全,但吴石称没事,因为自己有“国防部副参谋长”的头衔可以保护他。
何家分两批撤离,9月1日,何穗夫人、何诗萍一家与何家从基隆坐船到广州(当时还未解放),再到香港。吴石为何穗买了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亲自开车送他到机场,目送他登机。
9月、10月,吴石到香港,在何嘉的帮助下,与中共驻港上海局负责人取得联系。12月,何穗夫妇与何嘉从香港返回上海。
然而仅半年之后,一则悲惨的消息却如晴天霹雳般传来: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马场顶刑场被处决,终年57岁。
听到这个噩耗后,何穗伤心欲绝,心脏病发作住院。
何家孙辈回忆说,吴石的死对爷爷打击很大,爷爷认为这位挚友是为他而死。何康后来在纪念吴石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对这位挚友的去世,心里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表的痛苦,陪伴了他整个晚年。”
“如有疑问,请联系何康”
吴石去世时,其长子吴绍程正在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一天,他在学校图书馆看报时,看到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日报》上一则豆腐渣般的新闻:“轰动一时的台谍案,四位关键人物被同时处决”,犹如晴天霹雳。
早在父亲刚去台湾的时候,吴绍程有一天突然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他不知道是谁放进去的,但纸条上是父亲的笔迹,用铅笔写了一句话:“有事找何康。”于是他立即去了上海,找到了时任华东局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
何康除了确认吴石确实已死之外,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并叮嘱吴少成不要多说这些事情,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了”,如果遇到组织审查,要让对方联系华东局。
此后,留在大陆的吴少成与妹妹吴兰成一直守口如瓶,家庭背景一栏填写“前国民党军官”,再无其母及在台弟妹的消息。
吴少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郑州河南冶金局工作,乌兰成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大兴安岭牙克石林场做儿科医生,两人都入了党。文革期间,兄妹俩都被查处,没有恢复党籍。
1972年,吴少成给中央写信上访,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介入下,由总理办公厅副主任罗庆昌处理此事。中央有关部门向吴氏兄妹所在单位发出了密函,信中明确表示,出于保密考虑,不给吴氏子女颁发烈士家属证,“今后对吴少成(乌兰成)同志一律按革命烈士子女对待”。
这张烈士证书晚了23年才颁发,作为吴石的直接联络人,何康按照组织的要求,让吴少诚夫妇保密,但作为个人,他却感到深深的愧疚,心里负担很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康奉命来到海南儋州,创办了“两热带作物所”(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致力于新中国橡胶产业的发展。体弱多病的苗西霞也离开北京,跟随他来到海南。夫妻俩时刻牵挂着吴石留在大陆的两个孩子,却无能为力。
1978年1月,何康调回北京任农林部副部长,他和苗西霞开始尽自己所能帮助吴氏兄妹。
不久,乌兰成夫妇从工作了20多年的牙克石林区调到了北京。
直到多年后,乌兰成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给何迪发的微信中,她回忆说,当时牙克石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非常寒冷,冬天最低气温可达-40℃。上世纪70年代末,农林部从基层选派科技人员到部里工作,其中就包括她的丈夫陈金森。她也随丈夫一起去了北京,照顾夫妻俩的关系。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她,找工作成了难题。正是“西霞姐”主动帮助她,她才获得报考中国中医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的机会,并被聘为副研究员。
真相是,1976年,苗西霞从广州进京探亲,路过郑州时,去看望了吴少成夫妇,了解了乌兰成的情况。当时农林部从基层选拔干部,正是何康特意推荐了陈金森。
1980年5月,吴石的妻子王碧奎带着小儿子吴建成移居美国洛杉矶居住。为了让吴少成、吴兰成能到美国探望母亲,有关部门作出了特殊安排。
当年10月,何康率领科教代表团访美,特地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为吴氏兄妹赴美事宜提供协助。行前,苗西霞细心地帮他将有关部门给出的六点注意事项记在笔记本上,包括机票预定、签证、联系方式等,其中还有一条:代表中国政府欢迎王璧奎和吴建成回国,无论是探亲还是定居,领事馆都会提供签证、资金、机票、交通等。苗西霞还补充了自己的建议:了解王璧奎的生活状况和安全;吴兰成想去美国医院参观,收集医疗信息,请领事馆帮忙安排。
次年,吴少成和吴兰成随中国冶金代表团访美,妹妹吴学成也从台北赶来。王碧奎因吴石案受牵连入狱,在吴石被处决两个月后才获释,她独自艰难地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家人历经32年的磨难,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吴少成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
20世纪90年代初,吴石骨灰安葬问题被提上日程,苗希霞建议在福田墓地买地,为吴石修建墓园。
福田墓地位于燕山山脉北麓、八大处西侧,是北京地区一座高级公墓,许多名人都埋葬于此。文革后,在苗希侠的主持下,苗家从补偿款和苗秋洁生前所住的四合院出售款中拿出2万元,在福田墓地修建了家族墓地。
经有关部门批准,在苗家墓地旁为吴石修建了墓穴,并立起墓碑。墓碑高约1.6米,宽约1米,碑身采用汉白玉砌成,上方雕刻一对麒麟浮雕,庄严典雅,静候吴石将军归来。
何康陪同吴少成、吴兰成视察了竣工的墓园,并和罗庆昌等领导开会。罗庆昌对兄妹俩说:“我们一直惦记着你们的父亲。”他也是其中一员,周恩来总理在临终前还打电话嘱咐他不要忘记台湾的朋友。
王璧奎1993年在美国去世。1994年4月22日,何康代表有关部门主持了小型仪式,安放吴石夫妇的骨灰,吴家四个子女及何家第二代尚存成员均到场。
何康发表悼词:“吴石将军反对内战,致力于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大业,功绩永垂不朽。吴石将军博学多识,忠厚敬业,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一生清正廉明,这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这是我们亲眼目睹、亲身感受的。”说着说着,他哽咽了,泪流满面。
2008年,在何穗诞辰120周年之际,何家决定修建家族墓。1968年何穗因病去世后,骨灰一直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家族墓修建后,何家开具证明,将何穗骨灰迁出,安葬在吴石墓旁。
何达所写的墓志铭写道:“徐先生为人侠义,多交朋友,生前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就是吴石和苗秋洁。如今三人的墓相邻,这是天意吗?”

在北京福田公墓内,何穗、吴石、苗秋洁三人的家族墓相邻而立。
为了父母的教诲
吴石的骨灰安葬了,他的子女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是何康心里却还有一件事惦记着。
至此,纪念吴适的事迹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作为历史人物,何康希望把自己在生前所了解的关于吴适的事迹记录下来,让这位英雄的名字得以流传,不被误解和遗忘。但当时条件尚不成熟。
十多年后,到了2006年。那一年,在何康、何达的协助下,民政部正式给吴石的子女颁发了烈士证书。那一年的“特约党组”里,老二何世平已过世多年,何世勇92岁,何康本人也83岁了。时日不多了。
他邀请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和他的妹妹他回想起过去,他汇编并写了“从大陆到台湾 - 记住吴施叔叔”。
吴先生建议他的父亲的最后一首诗在1981年被包括在1981年。和善良,但是像这样的五十七年结束了,这太可悲了,我的声誉和职业都以我的忠诚为生。
He Kang兄弟姐妹的三篇文章在2007年的第一期《 Bai Nian Chao》中发表,这是Wu Shi提供的巨大价值。
在2013年底,在政治部门联络部的主持下,在北京国家森林公园完成了不知名的英雄。
纪念广场结束后,他陪同他的91岁的父亲康,他的90岁的继母Yu (Miao Xixia于1992年去世),他的83岁叔叔向山支付了敬意。康的眼睛充满了眼泪,他深深地鞠躬三遍。
吴什在他的监狱自杀中还提到了两个愿望:一个是他希望“朋友”能够编译并印刷他的军事作品和诗歌,另一个是他的孩子们会组织和保存他的书籍,并建立一个小图书馆,以便我对书籍的热爱和良好的习惯都可以逮捕。” O Zhuan “以及他为撰写“新国防理论”和“反日回忆录”的材料没有留下,他家中的所有书籍都丢失了。
在2021年,他和DA去世了。
在吴什的传记作者李·李(Zheng Li)和其他人的辛勤工作中,这种遗憾终于弥补了,超过60万字的“吴什(Wu Shi)剩下的书法”在2022年出版了。
他在2023年将父亲和叔叔留给书中留下的信息,并发表了《康的青年》和“ He Kang的家庭信件和著作”。其中,他中的“他的年轻人”充分记录了“老式家庭”的喜悦和恋爱,以及他们与Wu家族的互动。
2023年6月10日是吴什(Wu Shi)的hi难者73周年。 。

苏伊(He Sui)绘制了“一千英里的长江河”的部分,并用Wu Shi的诗写。
他的家人珍视了80年的“长河”,这是66.4米长的卷轴,于1941年完成。 U shi的后代将来,以防止这个宝贵的文化遗物进入拍卖市场。
他认为,这项宏伟的作品使我们瞥见了他和吴什的精神世界,他们在骨头上具有中国的“骑士”和“学者”,这是一种家庭和国家的感觉,关心诗歌,诗歌,追捕和绘画的兴趣,以及这些人的言论和其他人的言论。关于拯救世界的内在感受到的是他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以至于他和吴什与古老的学者具有精神上的共鸣,他们钦佩他们,并在历史上的杂物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带着我寂寞的心和两把剑,
我们都依靠一条船来确保安全。
Chu Ke Jiang Li无限的感觉,
秋天的风和倾斜的阳光增加了我的悲伤。
(本文指的是他的“他的青年”和Zheng li的“冷月与沉默的月亮 - 吴什的传记”)
于2024年4月8日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第1135号杂志上
杂志标题:追踪“老他的家人”的过去
记者:宋尚丹和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