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拿了块抹布去擦拭碑,之后又用一把小铁锹小心翼翼地把新土拍得结结实实。我蹲在旁边啃着苹果,看着他一边做活一边嘴里念叨着:“这‘显’字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用的,你太爷爷离世那年,你叔公还活着呢,碑上就只能刻‘先考’……”那个时候我听不懂,只感觉那些字冷冰冰地刻在石头上面,比山风还要坚硬。
过后去翻阅那陈旧的族谱,于夹层之中发觉了一张颜色泛黄的纸片,此乃民国二十三年时请乡塾先生所撰写的碑文草稿,墨迹已然晕散开了,然而“显妣王氏”这四个字却格外用力,其底下还有一行小小的字:“王孺人殁于癸酉年冬,夫早逝,子三,孙五,曾孙一,门庭肃穆,宜用‘显’。”——原来这字真不是随意去刻的,它的背后是实实在在活着的人丁、还在世的长辈、未曾断绝的香火。
从一开始,坟、墓二者,压根儿就不是同一回事儿。早年的时候,挖个坑把人埋进去,地面平整得连脚印都留不下来,在《礼记》当中说得很直白:“不封不树。”就连土都不去堆积,更不用说去立碑了。这是为何?就是为想着清净一些。可随着日子渐渐久了,谁还记得在哪棵树下睡着什么人?到了汉代,坟才慢慢地凸起来,就如同大地偷偷隆起的脊背一样,人站在坡上看的时候,一眼就能辨认出自家祖宗所在何地。所以说,“墓”强调的是地下所发生的情况,而“坟”则是地上的一种标识。现今提及“上坟”,所指的是朝着那个高高隆起的土包而去;谈到“扫墓”,清扫的是一整片的茔地,草需要除掉,碑要进行清洗,石缝当中的青苔必须刮得干干净净,就连石阶上面的落叶都得一片一片地捡走扔掉。北方的老一代人口齿伶俐,喊“上坟”喊得顺口;江南一带的人家颇为讲究,在清明之前必定要准备好新的笤帚、柔软的毛刷、三小盅米酒,先是洒酒以示敬意,接着清洁墓碑,最后才点燃香火。
那块碑上头的那些字,那可真是半点都马虎不可以的。“故”字作为开头,它所表达的并非是那种冷冰冰的“死”的意思,而是“故去”的意味,这里面有着温存的情感,有着留恋的情绪,就如同是轻轻地把一本书给合上了那般。“考”这个字,它是只能用来称呼父亲的,“妣”这个字,它仅仅配备给母亲,如果弄错了那可就是属于失礼的行为了,《礼记》上面可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最难以区分开来的便是“先”和“显”这两个字——“先”这个字呢谁都是能够使用的,只要家中长辈离世了,刻上一个“先考”那样既稳妥又显得很体面;“显”这个字可是很金贵的,必须得是家里没有比他更加年长的长辈还在世着,而且还得要儿孙满堂,这样子才能够算得上是“显赫”。在我老家村口,存在着一块立于道光年间的碑,在“显考李公”之下,刻着密密麻麻十八个名字,这些名字全都是后人的。然而,紧邻的隔壁张家有一块光绪年的碑,在同样的位置刻着的却是“先考张公”,这是由于张公离世的时候,他的哥哥仍然活到了七十岁。
当下,有好多新立的碑,上面直接就写着“故父”“故母”,我却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退步。去年的时候,在浙江绍兴那儿,看到了一块2023年立起来的新碑,左边刻着“故父王建国”,右边刻着“故母李秀英”,底下用小字写着:“儿王伟、女王婷敬立”。这块碑上,既没有“考妣”,也没有“显先” ,可是,碑的前面摆放着两束新鲜的栀子花,那些花枝上面,还挂着水珠——有些敬意,本来就不是靠字眼来抬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