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第四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

2020年初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连续三年举办“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广泛邀请国内外该领域的资深专家参加。得到了嘉宾和业界的良好反响。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打造的高品质学术论坛。对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器的研究及相关收藏、展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23年9月21日至22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召开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学术研讨会（图1）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由研究所协办，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研究机构、博物馆、知名大学的31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进行了研讨围绕“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他们从考古发现、器物研究、铭文解读、铸造技术等多个方面发表了青铜器研究的新见解，并开展了跨学科、多学科的讨论。通过不同视角的深入对话，探讨我国青铜文化的内涵，弘扬辉煌的青铜文明。

图1 研讨会海报（王欣然、刘浩设计）

研讨会为期两天，分为四场。参加会议的学者不仅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上海博物馆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等知名高校和文化考古研究机构代表，以及部分海外知名专家（图2）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学者。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国家博物馆，云集，展示近年来青铜器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次研讨会学者发言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主题：“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纹饰解析”、“青铜器铭文及其历史内涵探讨”、“校勘”博物馆藏青铜器研究”。每场研讨会将由一位嘉宾主持。每次演讲结束后，学者们都进行了简短而热烈的学术讨论，并就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图2 出席研讨会嘉宾合影（范力摄影）

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徐杰根据四川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通过对各类文物的详细分析，再次讨论了一号坑文物的相对年代，并建立了可靠的年代依据用于其他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耿庆刚详细介绍了近三年来陕西韩城陶运河遗址的发掘情况及其文化内涵，并与其他封建国家进行了比较。 《江汉考古》编辑部主任陈立新以湖北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方鼎为基础，结合周初其他诸侯国的相关资料，指出青铜器的发展和使用商末周初的方鼎已趋于终结。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涵教授讨论了河南省光山县宝象寺春秋时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两套金文。结合其他名为“行气”的器物铭文，就可以了解“行气”的性质。进一步认识并区别它与一些“大”乐器。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张天宇对山西历城西关M7、M8两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M8墓主人是男性，M7墓主人是女性。原来报道的人体骨骼鉴定结果有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李万新对江苏淮安高庄战国墓出土文物的形制和埋葬方式进行研究，探讨年代和文化属性坟墓的。

青铜器及装饰分析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教授苏和卢晶晶博士研究了黄陂盘龙城、郑州商城、平陆钱庄出土的六件商代早期鼎，以及收藏于黄陂盘龙城、郑州商城、平陆钱庄的一件来历不明的大鼎。晋商博物馆。鼎，解构其风格因素并分析其铸造工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以商代青铜器上的太阳线太阳纹为研究对象。他通过观察太阳线太阳纹和宽带太阳纹并存的器物以及经常出现细线太阳纹的器物来分析二里岗文化时期的情况。背景用于制作纹饰，尤其是细线阳纹。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刘洋在考察一种西周时期的人头管状装饰品。他认为，这类器物很可能是萨满在祠堂或神社以及祭祀场合戴着面具跳舞的情形的再现。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魏新英以西周后期流行的两种鼎为研究对象。他不仅论述了两类鼎的流行时间和起源变迁，还分析了它们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的过程和原因。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昌对山东出土的东周时期一些古代国家的青铜资料进行了梳理，并对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霍宏伟总结了汉代特种工艺镜的地域出土纹样，主要集中在湖南（图3）、江苏等南方地区，并解释了其出现的原因。

图3：湖南博物院“方圆境界”展览展出长沙黑草门东汉墓出土的鎏金波布罗镜（霍宏伟 摄影）

试论金文及其历史内涵

山西省古建筑研究院副院长韩秉华结合考古发现，从文字学的角度论证了商代的“宾”字应解释为“璧”。这种官职在商代曾被封于骊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凌充分利用西周墓葬出土的金文和陶器资料，对周人居住的宾地及其周边的糜、、阮。北京大学历史系常务副教授韩伟先生对一些西周时期带有长记性铭文的赝品器物进行了鉴定和讨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韩雪对陕西沣西公社新王村地窖出土的西周铜碗的部分铭文进行了重新探讨，并结合传世文献探讨了判定标准西周时期皇家选拔后宫成员及相关问题。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崎川隆教授根据以往发表的多个案例，试图重新定义“铭文重合判别法”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践模式，并对其进行了探讨。可行性、局限性和困难。反思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陈英杰教授从碑文结构本身和复调理论出发，对《板规中》的板理论进行了新的解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颜志斌教授对新《革鸡桂》铭文进行了详细研究，其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家博物馆学报》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唐佩玲整理了史颂鼎和桂碑拓片，并对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渊根据《鱼方彝》铭文所揭示的机构信息，考量其年代，进而从书体、构图等方面加以佐证，提出：到西周晚期已经太晚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何景成教授以邯郸市白家村战国墓出土的有铭文青铜戈为起点。通过梳理此类“清”在古代文字资料中的出现情况以及学术界的认识过程，有助于揭示葛明的文字学价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范国栋收集了一批战国晚期的青铜器铭文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它们体现了“对物体的长期认知”战国、秦汉时期的制度。

博物馆青铜器的收藏与研究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马金红先生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二里头时期的官六爵为研究对象。他结合其他几件官六爵，从造型、纹饰、铸造工艺和用途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伟对国家博物馆2011年收购的30余件商代青铜器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些青铜器大部分属于二里岗晚期，有的可早于二里岗下层，是典型的商文化青铜礼器。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胡家林对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锅鸡子白盘”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这是《三礼》文献中记载的重要丧葬器皿，对研究西周丧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孙思雅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朱公华钟入手，对朱国有铭文的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全面的考察，进而对朱国的礼乐进行了分析。春秋时期东夷诸侯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苏强仔细整理了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一批北方青铜器。他们的时代从商代一直到东汉。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与欧亚草原上的各种青铜文化相联系。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冯峰重点介绍了国家博物馆藏品中一批尚未正式出版的汉代青铜器。它们是稀有的新材料。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翟胜利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近征藏的西汉和平元年金文为研究对象（图4），分析其发展历程以及此类文物的演变。

图4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藏西汉铜币（国家博物馆供图）

综上所述，各位学者的发言内容紧扣本次研讨会“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的主题，可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紧跟考古学学术前沿，深入开展考古研究。对青铜器群进行研究，提出新的视角。 ;二是对青铜器和商周史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探索性，充分反映了青铜器研究现状及该类研究的发展趋势；三是对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的青铜器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并及时向学术界同仁介绍馆藏新青铜器的研究信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