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芹与《曾国之谜》

在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疑点重重的“谜团”，让研究者们辗转反侧、困惑不解。但像《曾国之谜》这样“案情”复杂、发展曲折、争议旷日持久、涉及研究人员众多的“奇案”并不多。

“曾国之谜”的说法最早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于1978年提出。当时，湖北省博物馆在随州（当时称随县）雷古墩一号墓发掘，这是曾侯乙墓。因出土了一套曾侯乙编钟和九鼎、八簋等大量青铜器，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引起振动。由于墓主人曾侯乙是曾国国王，而他的坟墓就在随州，所以随州是曾国都城所在地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古书中并没有这个曾国用锄头挖出来的。据《左传》等文献记载，当时随州也有一个“大汉王朝”，但称隋国而不称曾国。曾国和隋国同在一个地方，却是两个不同的诸侯国？还是曾国就是隋国？李学勤先生就此撰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题为《曾国之谜》，引起了考古界、历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拉开了长达40年的学术争论。 。

李先生提出“曾国之谜”是有历史依据的。 “曾国之谜”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就已被揭开。当时，今湖北省安陆县出土了两枚“曾侯钟”，即楚王张掌钟。谁知一千年后，楚章忠王再次出现在随州曾侯羿墓中。北宋时期发现的楚王钟、钟已失，存有薛尚宫《历代钟、鼎、彝器鉴定记》抄本。两钟上的铭文是一样的，都说：“卫王（魏王）五十六祭，归西阳。楚王封曾侯乙宗仪，奠基于西阳，将守之，享之。”永远。”薛尚宫引用赵明诚《古器铭文》的说法正确地指出，铭文中的楚王铭文是楚惠王，器物是楚惠王五十六年制造的（即公元前 433 年）。但对于曾国的属性以及曾国与隋国的关系，却没有任何说明。清末阮元在研究曾伯的漆帽时，提出铭文中的“曾即髫，夏后”（《集古》7.7），即文献中记载的山东“鄫”。 。与阮元同时代的徐同白也认为：“曾叔，左氏之子也”。他误将湖北的曾国误认为山东的左国，姓斯。当然，这也与曾波的漆皮大衣多流传于山东有关。这一理论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之前，大多数学者主张这一观点。

1933年，在战国晚期楚国都城安徽省寿县朱家矶发现了楚王墓。出土曾纪壶一对。从铭文中可以看出曾姬是楚王的妻子，说明曾姬是楚王的妻子。姓。刘阶在《寿县楚器解说》一文中，以楚王张掌钟、曾姬壶等器物为依据，明确指出：曾国是姬姓诸侯国，不是左国。古书记载的斯姓（山东省）。九邑县东）。他认为历史上不止一个曾国。除了山东的曾国之外，后来南迁楚国的河南郑地也有曾国。郭沫若也将曾侯左庶吉赋、曾吉壶视为楚国器物，但他认为曾国是“楚国的邻国”（《大邪·蜀吉赋》），与刘阶的说法不同。

1966年，湖北省博物馆在湖北北京苏家垅发掘，出土了一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上面刻有“曾侯仲子有府”的铭文。通报明确指出，这些“曾侯”青铜器“应属湖北姬姓曾国”。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同时，通报还援引了刘杰的观点，判断当时有三个曾国，即山东黟县的曾国、河南省柘城县的镇国、汝阳之间的曾国。以及湖北省南郡市。至于湖北智增与穗国的关系，通报中没有提及。

综上所述，前期对曾国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为“曾国之谜”的提出准备了条件。如何解释湖北曾国的起源及其与隋国的关系，也是在考虑“曾国之谜”。发起者的勇气和修养。

李先生的《曾国之谜》篇幅不长，只有两千多字，但却全面证明了考古发现的曾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隋国。这对于解读《曾国之谜》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曾国与隋国同姓。李学勤先生肯定了刘阶的说法，即曾国是姬姓诸侯国，隋国作为“汉阳妃”，自然也有姬姓。不过，由于李先生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了曾国和隋国，因此李先生关于曾国是姬姓诸侯国的证据显然比刘阶的更有说服力。

其次，两国地理位置相同。李学勤先生指出了刘氏说法的不准确之处，认为曾氏族的活动范围不在河南中南部。李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曾国青铜器的分布范围，以随州为中心，北至新野，南至京山，包括安陆、枣阳等地，“主要是鄂北汉水以东”。曾国幅员辽阔，显然是汉水以东的一个更大的诸侯国。 《左传》记载：“汉水以东的国家将变得更大”。显然，汉江以东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大国。

第三，两国历史有重叠。西周时期就有隋国。春秋初期，楚武王三次入侵隋国，但由于隋国的抵抗，楚国未能灭隋国。春秋以后，“周子孙在汉川，楚国尽绝”。只有隋国还存在。隋国与楚国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一方面屡次与楚国抗衡，另一方面又对楚国仁慈。公元前506年，孙吴、伍子胥率吴军攻楚，入郢。楚昭王逃往隋。吴人请求随军交出楚王，并同意将汉水以东的土地转让给随国。隋军不顾吴人的威胁利诱，不肯交出楚王，并在秦军的支持下，帮助楚王恢复了江山。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经历和关系，岁果才得以生存。

再看看曾国。曾国的历史与隋国一样悠久，西周初期就已存在。北宋末年，孝感（今湖北省）出土了一批鼎等青铜器。碑文记载了周昭王南征时途经唐、黎、曾国。如今在随州发现了曾国王曾侯乙墓，表明随县曾是曾国的都城。据文献记载，隋国都城在遂县。前述曾侯乙墓出土了一枚楚王印玺，即楚惠王钟。楚惠王为何造器祭曾侯？如果说这个曾国就是文献记载的隋国，那问题就可以解释了。前面说过，保护楚昭王的隋侯是曾侯乙的祖先，所以楚惠王想铸钟祭祀，以表谢意。

第四，曾、隋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人。对于考古学为何在《左传》中没有发现曾国的记载，李先生的解释是：姬姓曾国并没有出现在《左传》中，而是以隋国的名义出现。考古发现的曾国，就是古文献中的隋国。例如，河南南阳附近的鲁国也称为福国，山东的安丘国也称为淳于国。

第五，李学勤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40年前就从上述四个方面解开了“曾国之谜”。随后的争论基本上没有超出这四个方面。耐人寻味的是，后来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似乎丰富了李先生的研究，不断证明他的预言的正确性。可以说，从《曾国之谜》一开始，李先生就看清了问题的本质。这种非凡的远见来自于李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洞察。

李学勤先生的曾、随一国说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石全先生的赞同。随后，刘斌辉、徐少华等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然，也有学者坚决反对“曾是隋”说。例如，杨宽先生认为曾氏是灭周国家的首领，而斯姓“早在西周时已与隋并存，故曾氏不可能是隋氏”。 “国”，所有出土的曾国青铜铭文都称为“曾”，所有文献记载都称其为“岁”。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痕迹。”如果隋国真是曾国，文件里不可能不提。如果隋在春秋时期改名为曾，文献中也会有记载。于是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灭隋时，姬姓曾国已臣服于楚人。随后楚人为了控制和削弱隋国，将曾国北迁至隋国，随州成为曾国的都城。但问题是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多证据支持。

作为一名资深学者，李学勤先生总是虚心听取其他学者的意见，并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 1980年，李先生发表文章《论汉淮春秋青铜器》，第二节“再论曾国之谜”[11]。当时，在遂县一个叫纪士良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坟墓，并出土了两把青铜匕首。里面的铭文写着：“穆侯之子西公之孙，用来攻（工）尹继义。” “周王孙姬。”乙空藏元武，元用葛”。葛主姬乙，曾国公，任大公尹，又是穆侯之子奚公的后裔。自称“周王孙”？ 李先生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族”，“曾氏确实是周朝所托付的同姓国家，而与皇室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这一重要推论后来被随州文峰塔墓地的发现所证实。

1990年，李先生根据多项新发现，撰写了《曾国之谜的延续》。他再次强调曾国的中心在今随州，因为1966年至1979年出土的八批青铜器均在随州或随州附近的京山。有学者主张曾国从河南南下。例如，黄胜章先生解释说，姬姓曾国本在河南新野，“应该是楚朝灭亡后才迁居到那个地方的”。李先生一直认为，曾国自封建以来一直在汉东，从未迁移过。北宋安陆（今孝感地区）出土的赵王南征青铜器上的铭文说，赵王南征至汉水，那里有唐、黎、曾、夔、胡方等民族。其中，胡芳与胡芳有生意往来。它出现在晚代的碑文中，证明这里就是汉东的曾国。李先生还用新出现的考古资料证明“曾国确实是姬姓”。例如，1975年随州出土曾子原姓，曾子原为曾国公，铭文记载曾子原为其女孟姬之妻。可见此时的曾国已经姓姬了。

虽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曾国姓姬，但由于曾国与隋并无直接联系，所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解释。为了解决曾、曾之间的矛盾，有学者提出，曾、曾都姓季，与隋同在汉江流域，隋在两周或两周后就死了。直到2009年，张昌平先生的专着《曾国青铜器研究》才出版。在整理各种意见后，他提出“曾国先制竹后继之假说”，但他也承认“这个命题远非一致，但仍很模糊”。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湖北随州叶家周初曾国墓地的发现，终于将“曾国之谜”的讨论推向了高潮。由于该墓地出土了许多带有“曾侯”字样的青铜器，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西周初期的曾国墓地，年代不可能晚于西周初期。有趣的是，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不但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引发了越来越复杂的新问题。在山西叶家发现周初曾国墓地之前，所谓“曾国之谜”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曾国的历史和考古之谜。现在，还有一个曾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主人姓姬吗？

关于周初曾国叶家山墓地的氏族归属这一关键问题，学术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学勤先生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认为西周初期的曾国就有姬姓。叶家山墓园主发掘者黄逢春等人也同意李先生的观点。然而，大多数从事西周考古、历史研究的学者却持不同意见。他们指出，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带有日本名字和氏族徽章的青铜器。墓葬呈东西向，墓主头朝东，还有腰坑墓葬三座。他们认为，叶家山墓地与周墓明显不同，其氏族不可能是姬姓。

如果叶家山墓地的主人是姬氏，那么它当然与夷狄岗春秋末期曾国墓地、雷古墩战国早期曾国墓地属于同一曾国。考古资料将为我们展示一个长达两周、连续六七百年的诸侯国，不仅对曾国的考古和历史研究，而且对整个周周诸侯国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周周的历史。如果相反，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总而言之，查明叶家山墓地的曾国是否姓姬，将把“曾国之谜”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时，还应该提到一件重要青铜器的出现。 2011年，曹金彦先生曾发布过一条关于中南增设的信息。其铭文为：“楚王年正月初一，楚王夫人随钟鼐入室，其眉不长，子孙万岁。”永远使用它们。”从铭文可以看出，这是楚王为自己出嫁的女儿制作的“冠器”，其夫家是隋国。 “隋”作为国名，在春秋青铜器铭文中很少出现，意义重大。曹金彦先生认为，这是曾、隋两国的证据。曾是曾的意思，隋是隋的意思。两者不能混淆。张昌平先生表示同意。一些先生也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不能据此排除曾、隋同国的可能性。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李学勤先生于2013年发表了著名文章《楚王鼎新观与“曾国之谜”》。文章从与楚王鼎的新邂逅开始（又称隋中伯嘉定）。李先生认为，楚王定王铭文中“隋”国的出现，正好证明金文中所见的姬姓曾氏就是传世文献中的隋国。郭、隋、曾，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

李先生在坚持原有观点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提到一本重要的古书《国语郑语》，其中周幽王的史学家石伯向郑桓公论述了当时周朝的情况：“思周朝，有荆蛮（南有楚、申、鲁、营、邓、陈、蔡、隋、唐”，其中有“隋”而无国号“曾”。李先生反问：“史伯身为当朝大史家，连小唐国都不放过，又怎会错过偌大的曾国呢？”李先生还提到了清代高士奇所著的《左传全记全完》，专门假设了“楚伐灭小国”的话题，当时那些“保卫荆蛮”的人，南守中原”的人是陈、蔡，其次是沉、熙，然后是蒋、黄、唐、邓。 。既然邓先死，那么他们就是沉、习、江、黄、陈、蔡。隋国是最后灭亡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未见过曾国的名字。是不是很奇怪？

李先生总结道：“过去，人们讨论曾国之谜，说曾国与隋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这只能说明金文中的曾国就是流传文献中的隋”。古代是否真的有两个名字尚无定论，现在这个新的楚王鼎已经出现，其铭文表明“辽遂”是楚王娶其女所用的甘露。隋先生（或姐妹），证明“隋”这个名字无疑存在，基于上述三个原因，“一国二名”论仍然成立。李指出。在古代，一个国家有两个名字并不罕见。比如商也叫殷，楚也叫荆。 “看来曾人总是自称曾，而楚人多称曾，有时也称隋。”

考古发现的新信息还表明，曾和隋这两个名字越来越有可能来自同一个国家。叶家山墓地的曾国也姓姬。 2013年12月28日至30日，“叶家山西洲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黄逢春先生在致辞中提到了2009年随州文峰塔墓地收藏的一口断钟。钟明说：“卫王正月正月吉日，曾侯曰：白（博） ）乃神之神，能掌文武，达殷人，而（平）（平）天下，王遣南酋于吾家。睿，我在淮邑，近江夏，因周氏卑微，我以谢为傲，吴以百姓为乱……”另有铭文。破钟：“曾侯曰：于吉之后……”黄先生指出：钟明所记之事，是春秋末年吴楚之战，证明曾是隋；曾国应姓姬，曾辅佐文王、武王灭殷，西周康熙年间封建于汉东。

至此，“曾国之谜”似乎即将结束，但仍有一点疑点。上面提到的隋中家鼎毕竟是被盗的散落文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来自曾国墓。一些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隋国制造的青铜器。”曾国藩和隋一国的解释仍缺乏最终定论。

2019年，距离“曾国之谜”提出已过去40年，这场争论终于落下帷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随州市枣树林墓地发现了两座带斜坡的“A”字形墓葬，分别为M168和M169。虽然M168被盗，但仍出土青铜礼器15件，磬1件，鼎1件，簋2件，簠2件，笲1件，缶2件。编钟、簋、缶上均刻有“曾侯宝”字样，表明墓主人是曾国国王曾侯宝。 M169也被挖掘出来。尚出土青铜礼器19磬、1盘、1缶、1缶、1匕等。编钟、匕首、缰绳上均刻有“遂中米甲”字样，表明了墓主的身份。她是曾厚宝的妻子。这位女士就是李先生刚才讨论的《楚王鼎铭》中的隋中密甲。由于楚王将自己的妹妹或女儿嫁给了曾侯宝，这位女士的名字中的“岁”就是曾。有了铁证，“曾国之谜”终于圆满了结。

“曾国之谜”的最终揭开，当然有赖于新的考古资料以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无疑对解开曾国之谜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先生“既有历史学家所必需的微观审慎，又有哲学家的思维开放”。李先生总是着眼大局，着眼于小事。他善于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相结合。考古学、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相结合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科学研究中，最终结论的发现和问题的解决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思路和方法。过去，研究人员经常因曾国名和隋国名的区别而犹豫不决。国名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只是形式问题。事情的实质是：一是传世文献中汉水以东面积最大的隋国，二是出土资料中汉水以东面积最大的曾国。两者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相似，它们应该而且必须重叠。重叠之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如果没有重叠，所有问题都将难以解释。李学勤先生看清了其中的逻辑关系。

科学研究需要耐心、坚持和信心。李学勤先生自1978年起就一直关注曾国的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面对“曾国之谜”的各种不同意见，他善于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坚持自己的观点。 ，展现出一位大学者特有的自信。如今的年轻朋友们在关注自然科学中的各种发现、发明和创造时，往往忽视了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魅力。事实上，历史和考古学也有许多令人着迷的特点。比如《曾国之谜》涉及探索的难度和冥想的折磨，但也带来了接近答案时的快乐。李学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探索的历史学家。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