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杰峰：纪念革命先烈是广州人的责任
卢杰峰，文史研究员，祖籍广东珠海。出版作品：《广州孙中山纪念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任安羌围城救援战役考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烈士之路》（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等
《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烈士路钩下沉》，陆杰峰着，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2015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杰向记者推荐《仁安羌围攻战考察》，认为这是一本资料扎实、想法颇为新颖的书。作者卢洁凤现居广州，但她并非“学者”，也不隶属于任何研究机构。
卢杰峰一直从事广州现代城市文化研究，勤于撰写文章。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南方都市报》副刊历史版的撰稿人之一。广州近代城市文化的各种史料是卢杰峰熟悉的领域。然而，近年来，她很少参加很多类似的学术或公共活动，仅仅是因为“手头的事情太多了”。记者多次约她见面，她回答：她手头正在写书，等书出版了再约。她指的书就是最近出版的《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烈士之路》。
尽管记者此前已读过《从黄花岗到红花岗：钩住广州烈士之路》的部分章节，但读完整本书后仍感到震惊。
首先，对仙马路的了解立刻丰富了。作为一条熟悉又熟悉的城市道路，它从形成之初到最终命名，蕴藏着如此丰富的历史信息。先烈路的沿革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反映了广州近代革命的全部历史。它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广州市区的扩张。
其次，我对卢杰峰的研究非常钦佩。正如她所说，多年来，她既没有职称，也没有补助，纯粹出于热爱一直在做相关研究，希望为广州城市文化内涵和传统的发展做出贡献。她常年与海量零散的档案材料打交道，走的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之路；她走出了书房，通过实地走访和研究，对史料进行了补充和佐证，使她的研究更加生动。
《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烈士路的拐角》是我国第一部城市道路史研究专着。记者独家采访了卢杰峰，讲述了他研究的初衷和过程，以及他所经历的“发现”的艰辛和喜悦。
面试
广州第一部先烈路研究专着
南都：《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烈士路钩沉》包含了您多年的研究成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先烈路的研究产生兴趣的？机会是什么？
卢杰峰：这个研究最早是从1998年开始的，最初的研究对象不是咸马路，而是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在考察中山纪念堂时，我看到了很多关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史料。因此，当2003年《广州孙中山纪念馆》出版时，我就开始研究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邱杰教授建议我去广州先烈路研究一下，他说：“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
2005年清明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广州新一军烈士陵园——原来，广州还有一个新一军烈士陵园！有多大？印缅抗战阵亡将士的尸骨和骨灰埋在哪里？濂泉路墓门的大牌楼原来是什么样子？ 1.6吨炮弹制成的青铜大鹰飞到哪里去了？为了寻找答案，我对新一军公墓的建筑历史进行了研究。我在研究中发现，驻印中国陆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之所以选择广州建设新一军烈士陵园，是因为广州有一条烈士路。这也成为我研究先烈路建筑史的一个机会。
南都：作为第一部研究先烈路的专着，没有完整的资料可供参考，城市地理的变化也很大。您是如何阐明历史变化的？
卢杰峰：对于广州先烈路的研究，没有任何前人的著作可以借鉴。涉及的史料广泛、庞大。没有捷径。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挖掘、收集。我更喜欢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的统一。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广州先烈路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命名的？我的原则是：寻找第一手资料、原始证据。为了找到先烈路命名时的证据，我在广州国家档案馆呆了三个月。此外，我还收集查阅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地图，相互比较，一一辨认，理清了整条道路变迁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各大墓地墓葬奠定了初步基础。沿线。
南都：广州献烈士路是中国唯一一条以“烈士”命名的城市道路。你们研究发现，除现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朱执新墓、张敏达墓外，沿线还有几十处革命烈士墓地和墓地。道路。这是否说明广州是近代中国的“革命摇篮”？
卢杰峰：是的。 1895年秋，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乙未重阳起义在广州发生； 1900年10月30日凌晨，为配合惠州三洲田起义，石坚如策划炸毁广东巡抚、代两广总督德寿。发生在广州； 1910年2月12日，庚戌新军起义爆发，发生在广州； 1911年3月29日起义发生在广州；随后的“二次革命”、护龙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沉败、桂败、陈败、北伐等都发生在广州或与以广州为基地； 1924年5月，在苏俄的帮助下，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反帝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当年广州发生了沙集惨案。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成为14年抗战的重要历史起点。此战，粤军官兵死亡2469人。可见，广州是近代革命的“源头”和“根据地”。它的名字可不是闲着的，而是实实在在用无数广东人的脑袋和血建成的。
广州人“敬天地，事鬼神”，包括不远千里将同济舰上牺牲的烈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运回广州安葬的人。东沙路两侧。路边有很多墓地和坟墓，这在全中国都很常见。是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观。为了纪念先烈的功绩，1946年1月18日，广州营主任张发奎接受建议，下达“礼月字第2893号”文件，正式批准将东沙马路改为“西安烈士路”。纪念革命先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场勘察意外发现石景然三姨妈墓
南都：李继奎教授认为，这本书也是一部广州先烈路的建筑史。你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烈士路陵园墓葬的原貌进行了研究和再现。其中，对广州新一军公墓原貌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您的考虑因素是什么？
卢杰峰：广州新一军公墓于1945年11月5日奠基，1946年冬竣工。土建期间，“敌23军每天抽调600名俘虏做土工”。和石制品。”历时两个月，轮流俘虏3.6万名日军，夷平大小山丘13座，占地11公顷（墓地相当于15.4个标准足球场），建成了中国乃至全国唯一的大型墓地。全世界纪念印缅抗战期间驻印中国军队阵亡将士。其核心建筑四柱纪念塔下的巨型竖井墓，至今还埋藏着印缅抗战阵亡将士的骨灰。它向世界展示了驻印中国军队曾经在印缅战场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7年9月6日中午，在广州新一军公墓落成暨公祭仪式上，时任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发表讲话：“今天在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各界人士为新一军印缅军人公墓举行落成暨公祭仪式……今天我只代表广东省人民，代表广东省人民。我们对新一军选择广州作为印缅军阵亡将士公墓所在地表示感谢，并代表全省人民接受这一无上荣誉，并恳请当地人民珍惜这一光荣历史网站永远。” （《新一军公墓》。昨天举行落成典礼》，《华南日报》，1947年9月7日）。
我对广州新一军陵园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从无到有，直到出土了广州新一军陵园的一套完整的地籍档案，从而确立了广州新一军陵园的原貌。广州有扎实的史料基础。优越的。
南都：读完这本书后一个深刻的感受是钦佩。你有学者的严谨，在浩瀚而枯燥的档案中锲而不舍地寻找、挖掘、发现，也有“侦探”的风范，经常进行实地调查、走访。 ，让你的叙述更加生动活泼。这种研究方法是您一贯的个人风格，还是在这次专项研究中逐渐形成的？
卢杰峰：只要对比一下《广州孙中山纪念馆》和《任安羌解围之战》就知道，这是我一贯的风格。我认为，要研究一段历史，首先要让自己进入这段历史，身处历史现场。为此，有条件的一定要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前所未见的东西，建立史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回归历史的真相。
比如，我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实地考察时发现，墓道东侧仅存的喷泉近1/3埋在地下；墓道西侧的七十二烈士纪念碑、碑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纪念馆、七十二烈士名字碑纪念馆所在的石坪均为1.5比墓道低-2米。对比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为七十二烈士举行祭奠的历史照片，以及1916年11月5日滇军将领组织公开祭奠活动时，在孙中山附近修建浮桥的史实。墓道及墓前十余丈的掩体。 ，我得出的结论是“一百多年前，七十二烈士墓遗址已处于破败状态”。比对历史地图和地籍档案发现，七十二烈士墓所在地原名“马岗角”，而不是“黄花岗”； 《黄花岗》是潘大为亲手制作的。随后他逐字考证《潘大维自传》，以矛击盾，还原了七十二烈士埋葬的真相。
当然，实地考察必须建立在知识和历史资料储备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可能有发现。在实地勘察中，最让我惊讶的是石景然三姨妈墓的发现。这是一座“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烈士墓。石金然是兴中社目前唯一已知名字的女性成员，石建如是烈士的妹妹。她墓碑的发现和埋葬历史的恢复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纵观广州先烈路的考察，有很多惊喜。比如，从《广州经济边界图》一角的一张小平面图开始，深入挖掘，我发现：广州有三处海军公墓！此外，从质疑一个不合时宜的“植树节”开始，层层深入，直至推断出粤军第一师烈士纪念碑的落成时间。
南都：出版这本书后，您对先烈路的研究是暂时结束了，还是有了新的研究方向？
卢杰峰：学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不足。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广州先烈路。现在，我正在写一本专着的最后一章。另外，希望我对《广州市政府办公厅》的专题研究有机会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