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郑和：500年后的“寻找”
“发现”郑和
演讲人：肖娴 演讲地点：云南大学 演讲时间：2017年5月
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七下西洋，从中国东南各海港起航，经南海，渡马六甲海峡，进入浩瀚的印度洋，访问“大小三十余国，横渡汪洋十余万里”。郑和船队人数达两万余人，大小船只一二百艘，“风帆高扬，昼夜疾驰，渡过波涛汹涌，如行通衢大道”。场面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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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先，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云南省郑和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当代中国与中东关系》、《当代中东国际关系》、《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以色列史》等15部著作。图片由作者提供
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明代大航海家郑和，但很多人不知道，郑和也曾是一位被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直到近一百年才被“重新发现”。
历史“遗忘”了郑和
郑和下西洋是奉永乐皇帝（明成祖）之命。明成祖为何要调集军队，多次派遣郑和出海呢？据考证，主要有几个目的：一是加强中国与海外各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明成祖即位之初，就派遣郑和船队出海，宣示赏赐，“以示华夏富强”，希望对内安定诸国，对外平定蛮夷，加强明朝的地位；二是要以官商代替民间贸易，搜罗海外奇货珍宝。这种进口货物，不仅可以充实国库，还可以供朝廷享用；三是要寻找建文帝。明成祖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建文帝的下落不明，一直是明成祖心事重重。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秘密任务”之一，就是探寻建文帝的下落。
郑和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永乐皇帝交代的任务。经过郑和的几次下西洋，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迅速增强，很快出现了“万国来朝贡”的空前盛况，“疆土之辽阔，远超汉唐，功绩之卓著，蔚为壮观”。同时，郑和的船队不仅把中国的商品、技术和文化带到了海外，还带回了许多外国的奇珍异宝，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至于寻找建文帝，由于海外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明成祖皇帝便可以放心地坐上皇位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率领如此庞大的船队远航万里，其危险和艰辛远超我们今天的想象。船队得不到国家的任何援助，只能依靠总司令指挥一切。正是郑和的才智、勇气、智慧和经验，才使得这次下西洋成功，也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因此，今天称郑和为“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也不为过。
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一向反对派使出国的大臣们展开了舆论攻势，称下西洋毫无用处。明成祖之子朱高炽（明仁宗）继位后，下达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一切外国宝船西行，一律停止……一切造往外国的海船，一律停止”，并命令郑和及下西洋的官兵守卫南京（明朝已于1421年迁都北京）。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明成祖之孙）以外国久不纳贡为由，再次派遣三朝元老郑和出使，但这已是“下西洋”的最后一搏。
1433年4月，时年62岁的郑和在下西洋途中，因病在印度卡利库特岛去世。海上天气炎热，航程漫长，他的遗体无法运回国，他的部下将他安葬在那里，只带回了他的头发、靴子和帽子。唐玄宗赐他安葬在南京牛首山南麓。如今，郑和墓仍在那里。随郑和远航万里的船队回到江苏太仓刘家港后，就永远停在那里，再也没有出海。船只在港湾里慢慢腐朽、腐烂，最后被泥沙覆盖、淹没……
郑和七下西洋，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史书上应该有较多的记载，档案资料也不少。然而，《明实录》、《明史》等正史记载却少之又少，评价也不高，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更是凤毛麟角。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修史的传统，记录、保存、整理历史事件，都是每个朝代的大事。然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文献资料却如此稀少，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令人遗憾的。
南京静海寺残碑。图片由作者提供
昆阳玛哈支碑（背面）。图片由作者提供
郑和在历史上被“隐藏”，其实是一些人故意为之。
明万历年间进士颜从俭的《述语周子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成化年间，即郑和死后三十多年，有人将郑和下西洋的事禀告皇帝（明宪宗）。于是皇帝下诏书给兵部，要求调取郑和下西洋的有关资料。兵部郎中刘大侠事先把这些资料藏了起来。兵部尚书项忠命人到仓库里搜了三天，也没找到。项忠非常生气，说仓库里的档案怎么会丢呢？ 站在一旁的刘大夏说道：“宦官三宝下西洋，耗费了数十万银子，死了数万军民，虽然带回了一些奇货珍宝，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恶政’，我们身为大臣，必须劝阻。就算那些档案还在，也要销毁，免得祸根生出，何必去追究它们在何处呢！”项忠如梦初醒，连连答应。看来郑和下西洋时，确实留下了不少档案和资料，但都被刘大夏等人毁掉了。
刘大夏等人认为下西洋是“馊主意”，这并非毫无道理。郑和下西洋以庞大的船队，是一项不计成本的“帝王工程”，永乐皇帝看重的是其政治外交意义，而非经济效益。从经济上讲，郑和船队所到之处，赏赐丰厚，给与的人多给与的人少，都是赔本的买卖。为支持下西洋，国家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船、备货、组队、迎送、赏赐都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除了送郑和下西洋，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在这几年里还干了许多大事：征讨安南、亲征蒙古、疏浚运河、迁都北京，这些活动都需要举全国之力，耗费巨资。 为了补充日益空虚的国库，朝廷只能增加赋税和徭役，结果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历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下西洋，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反对者不敢批评皇帝，就把责任全部推到郑和身上。被指责“奢侈浪费”、“费财费劳”、“治国不善”，官方史书上对郑和的记载自然寥寥无几，评价也很低。
郑和的宦官身份也是他被贬低、诋毁的原因之一。明代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廷宦官和外廷大臣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文官集团势力巨大，皇帝无可奈何，不得不依靠宦官集团与之抗衡，所以宦官一直是文官大臣的死敌。文官集团一有机会，总会攻击、贬低宦官集团，称之为“宦官党”。正史对宦官的评价很低，郑和也不例外。
明朝自立国以来，一直实行“海禁”政策，凡是私自造船、出海者，一律处死。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整个明朝唯一的官方活动。郑和下西洋之后，海禁愈加严厉，中国成了“远离”海洋的国家。对于一个不需要海洋的国家来说，一个善于航海的人是没有地位、没有价值。早在15世纪初，已经远航到印度洋的中国就“舍弃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放弃了海洋。
就这样，郑和下西洋这一明初盛事，仅仅流传了几代就被“遗忘”了，即便有人偶尔提起，也只是前朝“奇闻异事”，流传在街头巷尾。郑和去世一百多年后，万历年间，一位名叫罗茂登的落魄文人，根据民间材料和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写了一部《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就像同一时期吴承恩的《西游记》将唐僧下西洋的故事神话化一样，《西游记》也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话化了。
五百年后的“搜索”
清雍正、乾隆年间编撰的《明史》虽有郑和传记，但记载十分简略，共只有七百余字。传记中对郑和的形象刻画模糊，评价不高。关于他的身世，只说“郑和，云南人，世称三宝宦官，初在王府侍奉燕王，因起义有功，升为宦官”，最后说他“侍奉三朝，七次出使”，后“老死”。生卒年月不详，逝世年月不详。关于下西洋的目的，传记只说“成祖疑惠帝已死在海外，欲追寻其踪迹，亦欲在异乡炫耀其军事威力，以显示中国富强”。
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在明代被毁，清代所写的《明史》只能以《西洋记》等野史或街谈巷议为依据。《明史·郑和传》和《西洋记》都说郑和下西洋时建造了长44丈、宽18丈（130×52米）的大船62艘。有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是从造船学的角度看，这样的长宽比是不合理的，是一个巨大的“长方盒子”。二是即使以现代技术，也不可能造出这么大、比足球场还大、能用于实际航行的木船。《明史·郑和传》最后说“故说太监三宝下西洋，是明初的一件盛事”，也说明该传记主要是根据民间材料完成的。 虽然“正史”记载模糊，但幸运的是，郑和随行人员留下了几篇宝贵的个人游记：马欢的《莺歌乘澜》、费信的《星槎乘澜》和龚珍的《西洋番国志》。但这些著作主要记录了船队到访的地方和发生的事情，对人们了解郑和的帮助不大。
500年来，郑和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500年后，中国才开始重新发现郑和下西洋的价值和意义，并开始了“寻找”郑和。
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梁启超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梁启超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达伽马下西洋早了六七十年，“世界历史上所谓大航海家，能与他相比者，少之又少”。梁启超的主要依据也是《明史》、《英雅胜览》和《星察胜览》。梁启超继承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对郑和船队到过的国家地名逐一考证，并对照西方文本，有史有论，充满激情。 当时，梁启超眼看中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贫，希望通过“海上巨人”郑和的事迹，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在梁启超的众多著作中，《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并不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但却是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正面研究、宣传郑和的文章，从而开启了中国人“寻找”和“发现”郑和的百年征程。因此，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研究、宣传郑和的第一人。
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开始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后，郑和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人一起被列为民族英雄。同时，梁启超的文章也激起了一些人研究和“寻找”郑和的兴趣，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关于这位被埋葬了500年的伟大历史人物的遗物和事迹。
郑和的出生地、家世背景是人们“寻访”的重点。
《明史·郑和传》只说郑和是云南人，但云南哪里是他的故乡，却无从查考。受梁启超文章的影响，辛亥革命元老、云南腾冲人李根元于1910年前后开始在云南四处寻觅，希望找到郑和的故乡。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李根元认为郑和是云南镇南府（今南华县）人，并于次年在当地立了一块“郑和故乡碑”。此碑至今仍在南华县西门外，但后来证明南华并非郑和故乡。
几乎与此同时，云南石屏人、清末状元袁嘉谷听说光绪年间在昆阳府（今晋宁县）岱村发现了与郑和有关的墓碑，便于1912年亲自前往考察。在昆阳月山西坡，他见到了题为《马公墓志铭》的石碑。碑文由明永乐三年（1405年）礼部尚书、左春芳大学士李志刚所撰，内容为墓主人马哈的墓志铭。碑文除叙述墓主人的生平和德行外，还明确写到马哈只有两个儿子，长子马文明，次子郑和，“自幼有才有志，侍奉今朝皇帝，赐姓郑，为内务太监”。 石碑背面也有郑和回乡祭祖扫墓的记载：“马氏次子太监郑和，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命往祖墓扫墓祭祀。”经过考证，袁嘉谷于1913年撰写了《昆阳马哈吉碑跋》，确认昆阳及岱村为郑和的出生地。
从这块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出，郑和自幼离家，一直思念家乡。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前，郑和特意请礼部尚书李志刚为亡父撰写墓志铭，托人带回家乡刻制。而他本人却因屡次奉命出使，无暇回乡扫墓祭祖。直到永乐九年十一月第三次下西洋归来，郑和才回到他一直向往的家乡“开祖坟，祭祖”。 这应该是郑和离乡之后第一次回国，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所以他十分珍惜这次祭祖之旅，并特意在“墓志铭”碑的背面镌刻了那一段，明确宣布太监郑和是“马氏次子”。
这块《马哈支碑》除了可以证明郑和的出生地之外，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第一，郑和本名马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因为碑文称郑和的父亲和祖父为“朝觐者”，只有去过伊斯兰圣城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才有“朝觐者”的称号；第二，郑和的家族不是富户就是贵族，并非普通人家，因为云南与麦加相距遥远，隔着千山万水，来回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一般平民不太可能前往；第三，郑和的父亲洪武十五年去世，享年39岁，而这一年正是明军平定云南、消灭元朝残余势力的一年，两人之间必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这些重要信息，学者们作出如下分析判断：郑和（马）出生在云南昆阳府何埭村一个元代官僚家庭。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入侵云南，马和的父亲在与明军的战斗中阵亡（或自杀）。十一岁的马和被明军俘虏，阉割为太监，送入燕王府，成为燕王朱棣的侍从。后来，由于他的突出贡献，深得燕王信任，赐姓“郑”。燕王称帝后，提拔郑和为内吏部侍郎，委以出使西域的重任。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郑和才在墓志铭中刻意隐瞒了父亲和祖父的真实姓名，而改以“哈支”称号； 他只写了父亲的生卒年月，却没有提及死因。因为郑和当时深受永乐皇帝的信任，如果元朝旧臣的家世被曝光，会影响他的地位和前途。
袁嘉谷在昆阳参观马哈支碑时，还听说郑和后裔家中还保存着其他材料。果然，在离昆阳不远的云南玉溪县，辛亥革命老将李鸿祥将军在1936年负责编纂县志时，偶然发现了郑和的族谱《郑氏世谱》，便托人将这份族谱复印件送给当时担任云南大学教授的袁嘉谷。袁嘉谷将复印件交给学生李世厚考证。李鸿祥、李世厚还到玉溪东营探访郑和后裔郑少明、郑少文，借阅了族谱原件。经袁嘉谷、李世厚鉴定，这份族谱是用宣纸书写的，上面印有红绸柱，纸色陈旧，确定为明代物。 经过缜密的考证，李世厚撰写了《郑和世系阐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袁嘉谷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和后记。
根据家谱，郑和生前是太监，没有子嗣，他收养了兄长马文明的一个儿子，取名郑慈。郑慈的后代有两个支系，一个在江苏南京，一个在云南玉溪。这本家谱除了记载郑和的家世和后代外，还记载了郑和出使时的船只、人数、到访的国家以及永乐、宣德二帝赐给郑和的圣旨。毫无疑问，郑和家谱是继马哈吉墓碑之后，关于郑和家世的又一重要发现。
书籍和纸张很容易被毁坏，但石碑很难被毁坏
在梁启超文章所掀起的“郑和热”中，一批学者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寻找”郑和之旅。早期人们研究郑和多以文献为主，缺乏文物，纸上记载的文字在抄写时可能出现错误，也可能被恶意篡改甚至毁坏，而刻在石上的文字则可以保存相对较久。云南昆阳马哈支碑的发现给了学者们一个启示，即通过寻找碑文、实物，再以文献为证，来“还原”郑和。
1926年秋，中外交通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张兴良到福建泉州考察，在东郊灵山圣墓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46个大字：“钦差大臣郑和因公出使西方诸国霍尔木兹等国，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至此祈求圣灵庇佑，巡抚溥合日撰此碑。”这块《郑和朝觐碑》表明：1、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曾到泉州参拜灵山圣墓；2、郑和出生于穆斯林家庭，其第五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是伊斯兰国家，故来伊斯兰圣墓祈求圣灵庇佑； 3、立碑人濮和日，是宋代泉州阿拉伯商人濮寿庚后裔，时任泉州刺史，曾随郑和下西洋，刻此碑以纪念。
江苏太仓刘家港是郑和船队的大本营，郑和曾多次到当地的天妃宫（即妈祖庙）祭祀祈福，并修葺庙宇。宣德六年，郑和与同伴在第七次下西洋前夕，在天妃宫正殿墙壁上刻下一块“通繁故事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石碑不知所踪，无人知晓碑文内容。1935年夏，在国家编译局任职的郑和生查阅《四库全书》时，在明代钱固编纂的《五都文粹续记》中发现了“通繁故事碑”的碑文，便将其公之于众。 碑文共计826字，记载了七次下西洋的情况、每次下西洋的年份、所到之处名以及前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事件。郑和在考查《通范记碑》时发现，除第一次和第七次下西洋外，其余下西洋均与《明史》记载不同。由于此碑为郑和亲笔所书，因此可信度较高，从而纠正了《明史》等文献中的混淆。可惜的是，这块珍贵的《洋务记碑》只留有碑文，真碑已不见踪影。
位于闽江入海口的福建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船队出海前停下来候风的地方，这里还建有天妃宫。1930年，一位农民在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挖掘时，发现了郑和等人立下的“天妃灵应直碑”石碑。县长吴顶芬将其运回县衙保存。但吴顶芬离任后，石碑又被杂草覆盖。1936年春，新任县长王伯秋在县衙档案馆里看到这份记录，便派人到处寻找，在杂草丛中找到了石碑。王伯秋是个文化人，知道石碑的历史价值，将碑文抄录下来后，寄给有关学者进行鉴定和研究。 后来，福建省图书馆馆长萨世武就此碑的考证撰写了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天妃妙应碑》碑文共计1177字，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块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石碑，现保存于福建长乐郑和公园郑和历史文物陈列馆。
《洋通志碑》和《天妃妙应碑》均为郑和亲笔撰刻，时间均为宣德六年（1431年），即他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内容基调基本一致，堪称“姊妹碑”。不过《洋通志碑》仅存于文献，实物已不复存在，而《天妃妙应碑》虽无文献记载，但实物已找到。那么郑和为何在同一块碑上刻两块碑，一块在太仓，一块在长乐呢？
学者分析，郑和奉命第七次下西洋时已年逾六十，他预感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下西洋。永乐皇帝六年前已死，朝中反对下西洋的人很多，他死后的情况难以预料。因此，他想立碑记录自己一生的航海生涯，以报历史，报后人。宣德五年，郑和接到诏书出国，次年春在太仓天妃宫刻下《通洋事迹碑》。在此基础上稍加修改后，年底又在长乐天妃宫刻下《天妃妙应碑》。一碑两铭，立于两地，体现了郑和的良苦用心：毁一碑，尚有一碑。 太仓离南京较近，石碑容易被发现和损坏。长乐地处偏僻，石碑得以长期保存，而这也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两座石碑立起后，郑和便心安理得地踏上了西行之旅。两年后，郑和在异国他乡为国捐躯，终老海外。
这两个片名称地表示对天堂般的conce的感激，但实际上，他们记录了西方的七个航行的历史事实。 “我”，“我”和“他”在整个铭文中，有些人以“自我叙事”的语气，认为“摩ight”是郑，他是他生命的上半年的自传，而“蒂安费伊奇迹般的响应纪念碑”是他的生活纪念碑。 。
庙是在Zheng的时期。大火几乎烧毁了辛格·赫恩（Jheng ）在战后再次访问时，破碎的碑石已经消失了。 - 船只和八艘船。 “评分”是古代中国用来的测量单位，以表明船舶的大小约为2,000吨，大约62米，宽约14米，并具有大约1,200吨的量表。在历史文件中提到的实际上是一艘2,000吨的海上船，“明朝的历史”和其他文件中的陈述说，宝藏是44张Zhang长，张宽18（130×52米），即使是2,000吨的船只，也是一家人，而且是一家人，而且是越来越多的船，而且是越来越多的船。
“ ”和“ ”还记录了他在，，和等海外国家建立了八个，这些在1912年后就消失了这个石碑上的折磨，被称为“ Zheng Hems Stele”，用三种语言写：中文，泰米尔语和波斯语。 第七年的第二个月”。 现在，这个石碑保存在科伦坡的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是郑的见证人，那年他是和平而友好的访问。
在2017年初，英国皇家海军的退休潜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Gavin ）捐赠了他的终生研究结果，其中包括81本书和30,000页的研究材料，向大学捐赠了的学术研究，以供Gavin 访问过900多个图书馆和档案范围。导航，海洋学，人类学等，并首先提出了2002年的结论：“ Zheng He是七次航行到西方的伟大的航海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美国和澳大利亚新洲的新洲大陆的人。”
在过去的100年中，正是由于这些“发现”，铭文和文件互相补充和确认，郑他作为一个具有肉体和鲜血的历史人物逐渐栩栩如生，他在西方的七个航行中的伟大成就变得更加清晰。
尽管明王子和王朝贬低并埋葬了郑，因此他没有在许多地方忘记了他在许多地方被遗忘的，他的舰队拜访了数百年，尤其是海外中国人，尤其是在纪念他的范围内，又是一位狂欢。各个地方和香气一直在燃烧。
如今，中国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合作，实施Zheng的“敢于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的精神。
Daily（2017年6月4日，第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