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的起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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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墓志铭的起源，

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意见。

本文对墓志铭的起源与演变作了较全面的阐释。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风盛行，文人书法家竞相收藏古碑、金文、金器、铠甲、金器，大力研究金石学。后来，由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大力提倡，在书法史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金石学运动，尊碑抑书成为一种风气。这种对先祖碑文的推崇和弘扬，无疑对元明以来日渐衰弱的书法风气起到了振兴和中和的作用。三百年来，书法艺术发展波澜壮阔，流派众多，大师辈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阮、包、康三人的金石学理论与实践的作用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在金石学体系中，墓志是一个比较完整、内容十分丰富的子系统。 墓志书法起源于汉代，成熟于北朝，兴盛于隋唐，其数量庞大，风格复杂，刻制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墓志中的一些经典名作，已成为我们今天书法学习者必临的楷书范本，是我们一窥隋唐魏晋书法风采的必经之路。

墓志又称“墓志”或“葬文”、“墓志”、“墓志”、“丧仪”等，简单来说就是记载和辨认墓主人身份和所在位置的器物，作为随葬品与墓主人的棺木一同埋入墓中。墓志大多用石料制成，但也有砖块、坯料、陶器和瓷器的。典型的墓志是方形的石块，上面刻有墓主人的姓氏、家世、官职、生平事迹、卒年和葬年等，这就是“墓志石”。此外，墓志石上还常常盖上一块方形的石头，以保护墓志石上的文字不受损坏，这就是“墓志盖”。墓志盖的上方用篆书或隶书刻有墓主人的姓名、官职和年代，墓志盖上的四个斜面上常常凿有一些复杂的花纹。

1.明镜·罪砖

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叶长池认为墓志始于西汉，罗振玉、马衡等人则认为墓志最早出现于东汉；而顾炎武、段方等人则认为墓志始于南朝。显然，清代学者的结论都是基于前人的记载和对实际墓志或墓志拓片的亲身体验，难免受到当时墓志出土情况的限制。民国以后，墓志出土数量众多，仅1949年以后，全国就出土了数千块墓志。特别是1979年秦囚砖瓦的出土，使人们对墓志有了新的认识。 有学者提出，这些陪葬囚砖瓦上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称号和身份名等，应视为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墓志铭。当然，若追根溯源，墓志铭应源于周代的《明经》。明经是当时的丧葬工具之一，用丝绸制成，上面写有死者的姓名、身份或绘有其肖像，在送葬时作为讯息旗在棺前竖立，下葬后盖在棺木上，一同埋入坑中。民间至今仍存在以明经或讯息旗作为丧葬工具的习俗。严格地说，其用途与后世墓志铭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它只是后世设立墓志铭的起源，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墓志铭。 似乎比较合理的是认为秦囚砖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墓志铭，虽然在形制、内容上与后来的墓志铭有所不同，但都刻有墓主人姓名、官职、身份、葬地等内容，与墓圭一起陪葬，功能和意义是一样的。从典型上看，1991年河南偃师出土的姚小井砖刻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砖刻墓志铭，1929年洛阳出土的马将墓志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石刻墓志铭。

2. 墓葬、坟墓和墓室铭文

作为对墓主人的纪念，或者作为墓地的标记，为什么不立在墓外，而埋在墓内呢？这就是墓志铭和墓碑的区别。我们通常把“坟”和“墓”放在一起说，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墓是指人死后埋葬的葬坑，而墓是指在墓上隆起的土丘或土丘。按照商周丧葬习俗，即便是周朝的贵族，死后也是只有墓而没有坟的。《易经》说上古墓不封不植，就是这个意思。东汉崔绩在《政论》中说：“上古有墓而无冢，文武之征，与地平。”也就是说，周文王、武王的墓也是与地平的。 由此可见当时确实没有在坟上筑墓的制度习俗。前文所说的“明旗”是当时用来标明墓主姓名、身份和墓址的。筑墓、祭祀的习俗，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礼记·檀弓》曾记载孔子为父母筑墓的言论。孔子说：“吾以为然，古有墓而无冢，今有丘，天下人必知其所在，故封之，高四尺。”可见孔子是知道古代有“筑墓而无冢”的制度习俗的。他之所以为父母筑高四尺的丘，是因为他是一个走遍天下的人，以免祭拜父母时找不到坟墓的具体位置。 从孔子的言论可以推断，祭祀坟墓的习俗就是在此时开始的，因为在古代，子孙祭拜祖先的仪式只能在宗祠里举行。祭祀坟墓的这种礼俗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汉代。当时称之为“上墓”或“上坟”，大致类似于我们现代的“上墓”、“扫墓”。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棺椁下葬时，墓旁往往没有类似今天滑轮的支撑物，棺椁是借助这种支撑物慢慢放入墓中的。这种支撑物是用木头或石头做成的，用完后随棺椁一起埋入墓中。随着墓祭习俗的逐渐盛行，后来这种支撑物就用石头做成，上面刻上墓主人的姓氏、官职、去世和下葬的日期，不再埋入墓中，而是立在墓前。这便是后来墓碑的雏形。最早的墓碑类似石堆、石柱，如山东省博物馆藏的《表孝禹碑》，刻于西汉和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碑高1.45米。 呈圭形，上刻“平邑后礼表小玉”。

《表孝禹碑》（山东省博物馆藏）

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当时墓碑一般有癸首、右首两种。右首墓碑上往往刻有三道光环，象征着引棺入墓时所用的绳索图案。有的墓碑上还有同样形状的穿孔，称为“背穿”，是棺材入葬时系绳用的。汉代盛行墓祭习俗，特别是东汉时期，王公贵族的陵墓制度十分完备。死者按长幼先后顺序排列，墓上修筑高墓大丘，种上松柏，在墓前修筑神道，立神道碑，修神道门。墓碑的雕刻愈加精湛，这种形式也就固定下来了。 但墓碑的完善和固定形式并没有取代墓葬中的标记。作为标记对象的“明经”依然存在，其形式、材质、文字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悄然改变。秦代墓葬中除了“明经”外，还出现了“砖刻”和“瓦刻”，上面书写或刻写死者姓名、身份的简短文字，如前文提到的秦代刑砖铭文。到了汉代，具有墓葬标识功能的石刻多出现在墓门、主室墓柱、墓壁、画像石边缘等处。 如1987年河南唐河辛店新莽时期石墓碑文：“玉屏大隐凤儒仁，建国五年天凤十月十七日葬，千年不葬。”文字内容虽简，但与后世墓志铭文字颇为相似。东汉时期，多处墓志铭出现，墓主用石棺、黄肠石刻文。 例如东汉郭忠礼、郭季飞的石棺上分别刻有“前雁门隐关成西河鸳阳郭忠礼之棺”和“西河鸳阳郭季飞之棺”，西晋冯公的石棺上刻有“前赵国高邑道官令大中大夫冯公子元恪，晋太康三年二月三日”，还刻有冯公各项财产的名称。这类铭文与当时许多单独的墓志铭几乎相同。因此，随着丧葬制度和拜墓习俗的发展演变，一方面，墓外墓碑的形制已趋于固定和完善； 另一方面，墓内的墓志铭不仅没有被墓碑取代，还逐渐演变成另一种特殊的葬仪标记——墓志铭。墓碑与墓志铭就像一对孪生兄弟，起源相同却形态各异，而且墓志铭的成熟晚于墓碑。

3. 棺椁、龛楹、墓志铭形式的逐渐统一

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独立的墓志铭——棺铭和祠铭，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墓志铭产生时期或转型时期。

棺铭、神座形制与墓碑相似，用石料制成，呈圭或碑体状，上面所刻文字或简或繁，规格一般较小，随葬于墓中。如民国初年河南洛阳同时出土的“宝卷神座”和“宝积神座”。神座又称神座，是纯粹的神位。从文献可知，晋代以前，墓中已有设神座的制度，但后来逐渐消失。由于这些神座不在墓中，且刻有墓主姓名、头衔，所以归为墓志铭。同期出土的棺铭有《贾充妻郭怀淑铭》、《武威将军魏楚铭》。 有些不叫“神座”或“棺铭”，而是叫“碑”，如《关洛徐夫人碑》、《楚土城隍碑》、《金中书侍郎勾岳碑》等。它们都是碑形石，或圭头，或圜头，直立于墓中。碑文样式也与汉墓碑大致相同，所以也归为墓志铭。形似墓碑，为何不置于墓外，而埋于墓室内呢？这可追溯到汉末的禁墓令。

宝卷神座、宝鸡神座

四、结论

上文提到，汉代修墓立碑之风十分盛行。尤其到了东汉，世家大族、达官贵人崇尚厚葬，竞相修墓立碑、修石塔，盛大奢华之风愈演愈烈，人们倾尽所有财力为先祖修建豪华陵墓，以显示家族的辉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据《后汉书·崔湜传》记载，崔湜为其父大办丧事，并变卖田产，耗尽家财，这就是一个例子。东汉末年爆发黄巾之乱，此后战乱频仍，加之厚葬之风盛行，使人民生活贫困，经济萎靡。 建安十年，具有政治远见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曹操为了恢复经济，杜绝奢靡的丧葬风气，下令不许奢葬，禁止立碑。此后，魏文帝曹丕也颁布了“轻葬诏”，高贵公曹奂也多次重申禁立碑的命令。此后五六十年间，禁立墓碑的命令十分严厉。一些贵族、富豪、权贵不敢立墓碑，只能把墓碑做得很小，埋在墓室内。这些袖珍墓碑成了真正的墓志铭。

晋人左分之

早期墓志一般为碑体形式，用石制成，规格较小，有下座，安放在墓中，铭文与同时期墓碑大致相同。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墓志形式广为流传，石刻精美，铭文细腻，其规格逐渐增大，固定为方形或类方形，去下座，平埋于棺前或棺侧。后来，为保护碑上的文字，在碑上加盖，盖上用篆书写。如西晋左棻墓志，作于西晋永康元年（300），用石制成，字迹均为隶书。 东晋王行知狗妻墓志为东晋永和四年（348）所制，为石刻本，面漆，高28.5厘米，宽37.3厘米，书体为楷书。南宋永和八年（464）所制的《刘怀民墓志》更为典型，为石刻本，高49厘米，宽52.5厘米，书体为楷书。北魏荣氏墓志无论石刻还是文字都更为精湛，字体苍劲豪迈，与著名的墓志经典《龙门二十篇》极为相似，其形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墓志标准体。

因此，墓碑形式就其出土实物而言，上可追溯至先秦，发源于汉代，盛于两晋、南北朝、隋唐。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在墓碑的创作发展过程中，它不仅让我们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汉字的演变、书法风格的演变，而且让我们看到了铁牌派书法清秀纯正之外的另一番美景，那就是独特、豪放、古朴、厚重的碑体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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